各国政府担心数字货币成为“避税天堂”

北京时间1月30日早间据彭博消息，全球各国当局担心加密货币可能成为避税天堂。尽管太迟，但监管已然开始了。

以David Drake为例，他总部位于纽约的家族理财室拥有逾1，0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投资。他正在把电子货币当作离岸银行账户使用--合法地存放海外商业利润以及减少向美国纳税。

“围剿”避税天堂

苹果、谷歌、脸书、微软等耳熟能详的互联网巨头均将欧洲总部扎寨于爱尔兰。图为苹果位于美国加州圣塔莫尼卡的零售店。 （视觉中国/图） 2021年7月10日，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意大利召开，131个国家就国际税收问题达成两项重大协议：一是将大型跨国企业的部分征税权从企业注册地重新分配至企业经营与盈利地，二是设立全球最低企业税率（预计不低于15%）。 这可能是近百年来针对国际税收体系最深刻的改革，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各国不断流失的税源问题——通过重新分配征税权，铲除滋生逃税的土壤。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15%的最低税率，避税天堂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谈起避税天堂，普通人也能想起一两个名字，开曼、百慕大、泽西、维京群岛等等，这些岛屿以极低甚至为零的税率吸引着全球最富有的人群和企业，因此也被称作“富人天堂”。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跨国巨头，通过在避税天堂辗转腾挪，省下了巨大或嫌利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期刊在2015年刊载的一份学者研究报告显示，避税港造成各国政府每年流失的企业所得税高达5000亿至6000亿美元。 这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等，因为在流失的税收收入中，低收入国家占到约2000亿美元，占其GDP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了全球低收入国家每年获得的外国发展援助资金总额(约1500亿美元)。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测算，若新的税收协议达成，每年将至少为全球带来15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并且至少有1000亿美元的征税利润会被重新分配。详细措施预计在2023年出台。相比老牌避税天堂，爱尔兰共和国没什么名气。但这个国土面积只有70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却有欧洲“硅谷”之称，苹果、谷歌、脸书、微软等耳熟能详的互联网巨头均将欧洲总部扎寨于此。 爱尔兰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建成了“北美—爱尔兰跨大西洋海底光缆”，成为美国企业设立欧洲数据托管中心的首选。该国平均电费要比其他欧盟国家少三分之一，且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满足互联网企业的电力需求。 1980年代，爱尔兰财政赤字飙升，政府为改善经济结构和就业率，对当时新兴的软件企业招商引资，针对IBM、微软、苹果等大公司，给出了大幅度税收优惠。 “爱尔兰名义上的最低税率在12.5%，比欧洲平均只低2%—3%左右，并没有特别大优势。”晨风说。 但爱尔兰政府为了留住企业，以“税收换就业”，要求企业雇用大量当地员工，同时帮助这些企业设计出一套规避税收的程序，其中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要属与苹果公司的合作，被称之为“爱尔兰双层——荷兰三明治（Double Irish with Dutch sandwich ）”。 简而言之，假设苹果在爱尔兰成立一家销售子公司A和一家总部位于避税天堂的空壳子公司B，并在荷兰另设一家空壳公司C。美国母公司将美国以外的收入都归给子公司A，同时将知识产权以低价转让给空壳公司B，B再转让给C，C再授权给A进行销售。A作为销售渠道一旦有了收入，就支付知识产权版税给C，C再向B支付版税。 根据爱尔兰法律，因为C公司为荷兰公司，所以可以免征A公司支付给C公司12.5%的企业税。此外，三家公司同属欧盟，根据荷兰的法律，免缴预提所得税，因此进出C公司的资金转移不用缴税。同时根据爱尔兰税法，总部或者母公司在外国就认定为外国公司，因此B公司转给避税天堂母公司的费用也不用缴税。 A和B就像两银团慧片面包夹着C，整个过程中苹果只需要缴纳荷兰低廉的交易税和极少的爱尔兰所得税。此举引发其他国家不满，尤其是法国、德国等苹果欧洲销售大国，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消费税。 欧盟委员会2016年裁定，苹果在爱尔兰享受的低税率，等同于爱尔兰为其提供国家补贴，违反欧盟规则，苹果需补缴高达130亿欧元的税款。但欧盟常设法院因证据不足，在2020年最终撤销了上述裁定。 在苹果的启发下，“爱尔兰双层三明治”几乎成为跨国企业避税的代名词，在拥有知识产权的公司中相当流行，尤其是IT行业。 “几乎所有互联网巨头都爱上了‘三明治’。”晨风说。他举例，比如一台苹果手机，它的多道生产工序是在全球不同地方完成的，针对产业链上的每一环，政府都会对加工工厂征税。生产成本往往和原料、人力、厂房等生产资料的价格相关，而且实体工厂的税锋答收很容易确定，因此苹果很难调节这一部分的税收和利润。苹果母公司想要提高这部分利润，只有压缩代工成本，“所以一般加工厂的利润都很薄”。 苹果要做的是把知识产权转移到爱尔兰，因为这是它价格最高的部分，公司可以通过避税进一步放大这部分的收益。这几乎成为一种定式：一家企业的关联公司可能在低税收的避税天堂持有专利，但会向设在高税收国家的关联公司收取很高的品牌使用费，从而实现在低税收管辖区的利润最大化。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一面是苹果在全球范围寻找制造商，同时在全球范围进行销售，获得大量收入。另一面则是苹果几乎将所有海外利润集中在爱尔兰的子公司，美国母公司日常经营还需要银行贷款，即便公司账上趴着大笔现金。 现金往往会被用于高管分红、回购股票等资本市场的操作，这些利好消息进一步推动公司股价上升。 很长一段时间，像苹果这样的跨国企业究竟通过避税省去了多少钱，难以计算，主要因为绝大部分避税天堂对注册公司施行保密制度。 根据美国参议院2013年发布的调查，苹果公司通过与爱尔兰政府协商，以远低于该国法定税率12%进行避税。2009年至2012年间，该公司将740亿美元全球销售收入的纳税地点从美国转移到爱尔兰，占到全部海外销售的90.5%，但税率只有平均不到0.1%。 参议院发表相关调查报告后，苹果随即声称，公司2012年在美国上缴了60亿美元企业所得税，占到其在美国收入的30%，相当于美财政部收到的全部企业所得税的2.5%。苹果公司之所以把大量资金移到海外，是因为该公司产品销售的三分之二发生在美国以外地区。 苹果的回复并不能解释为何没有在海外纳税，却也揭示出一个现实：跨国企业的税收问题遇到了根本性的矛盾。 “以前追踪税源，根据的是人流、物流、资金流。数字经济下，实物没了，人流也用不着，如果你用的还是加密货币，那就连资金流也查不到。”杨志勇说。2008年以前，全世界对于避税天堂的批评仅限于道德谴责，因为无人知道它们究竟给宏观经济将带来多大的影响。 那一年，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还只是一家巴黎小券商的实习生，负责记录客户备忘录。他发现几百亿美元资金来往于避税天堂之间，这些数字甚至占到当时国际风险投资总金额的一半以上。 2013年，他成为法国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的学生，研究全球财富不平等问题。他通过离岸金融的角度解释了税收流失如何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并写出了《避税天堂调查》一书。 根据祖克曼的统计，截至2017年，个人藏匿在避税天堂的资金高达8.7万亿美元。英国经济学家、研究机构“税收正义网络”创始人Alex Cobham则估算，美国跨国公司转移至避税天堂的企业利润从1990年代的大约5%—10%增长到今天的25%—30%。 在另一份与哥本哈根大学的合作研究报告中，祖克曼指出，1985年至2018年间，全球平均法定公司税率下降了约一半，从49%降至24%。尤其在2018年，美国在特朗普执政下将税率从35%下调至21%，全球政府都进入了新一轮对税收的“恶性竞争”中。 祖克曼提出，这类大规模的逃税行为不仅让国家损失惨重，也让基础的宏观数据丧失意义，由此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后果。 “不公平不仅体现在国家收入的问题上，国家丧失税源意味着可能会加强对普通人的征税力度。”他说，“美国的黄金时代，中产阶级收入的增长速度与百万富翁的产生速度大致相同，而这一时期美国公司近50%的税收收入被用于州和联邦支出。看看现在几近‘枯竭’的中产阶级吧。” 在过去几十年里，大规模的企业税收减免帮助跨国企业积累了不可思议的资金。与此同时，国会只能通过提高工资税来支撑预算，相当于美国中产阶级为此埋单。 祖克曼也承认，过去几十年是自由市场经济获得了胜利，但他并不是要推翻这样的胜利，而是认为，“通过国际间合作，全世界都可以变得更好”。国际间合作需要某种契机。 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一面肩负消除巨额财政赤字的任务，另一方面要应对愤怒的选民，向他们解释为何政府要由纳税人出资救助“贪婪”的银行家们，即便大家早已对跨国公司和富人逃税的行为感到不满。 2014年，OECD经合组织发布了两项重要计划，一是发布了新版“通用报告标准”（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该标准与上述美国的FATCA法案类似，要求成员国公开相关金融账户的财产和涉税信息，能够帮助税务主管部门跟踪纳税人的离岸资产。 二是针对跨国公司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杨志勇形容，BEPS更像是此次OECD国际税制改革的雏形，这一次之所以这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同意设置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和之前国际税收合作打下的基础有密切关系。 “通过统一的全球税制，重新确认收税标准，能够让各国人民尝到全球化的‘甜头’，而不是加剧贫富差距、加深民粹的情绪。”王辉耀说。 杨志勇有些担忧，尽管OECD确认将于2023年拿出具体税改方案，但悬而未决的问题太多，包括最低税率对哪些企业适用，各国企业的利润率怎么统一，税收利益分配中市场国如何确定，份额如何界定等。 “本质上关系到国际税收利益分配问题，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大家的诉求都不一样，如何才能获得统一的方案？”杨志勇说。 受税制改革影响最大的会计师反倒最“淡定”，晨风的淡定源于业务量的上升。继2021年4月份国际税改的消息传出后，他的邮箱每天都收到跨国公司CTO们的咨询，“大家谈论最多的不是如何迎合国际税改，而是如何找到下一个‘三明治’”。 站在跨国企业的角度，王梓认为，只要任何一个类似爱尔兰的税收洼地存在，企业避税、逃税都不可能完全杜绝，“总有国家和地区愿意放弃部分税收换取其他利益”。 受美国和欧盟施压，爱尔兰政府承诺在2020年之前完成BEPS的要求，苹果、谷歌、脸书等一些巨头也已放弃“爱尔兰双层三明治”模式。 但在传统避税天堂如加勒比地区遭到各国政府限制的背景下，爱尔兰欧盟成员国的身份仍是跨国企业的最佳选择——即便无法达到完全的零税率，爱尔兰的12.5%的低税率仍具吸引力。 （应受访者要求，晨风、王梓为化名）

爱德华多•萨拉瓦勒：掌控了SWIFT，是否就扼住了国际金融咽喉？

导读：2018年以来，美国从贸易、金融、 科技 多个领域对中国展开疯狂围堵和制裁，而作为国际收付清算体系重要组成的SWIFIT（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成为了美国跨国行动的工具。本文认为，SWIFT的行为更多是基于自身利益，作为美国的金融合作伙伴因此并不可靠，建议对这些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控制。译者认为，原文多处体现出掩藏在国际主义外衣下的美元霸权思维。况且，多国正积极尝试数字货币，这股全球浪潮是否将冲击SWIFT在跨境结算中的核心地位，进而影响其充当美元霸权工具的效力，值得思考。观察者网翻译全文，仅供参考。 （文/爱德华多•萨拉瓦勒 译/观察者网 凯莉） 为打击窃国行为，现在是时候让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私营机构对国际体系负起更多责任。 9月4日《国家利益》刊文《掌控伍仿全球金融基础设施》 2018年，当美国特朗普总统蔑视国际 社会 、橡悔退出伊朗核协议时，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伙伴：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总部位于比利时的SWIFT提供报文传输服务，用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的话来说，它是“几乎所有国际转账的一部分”。因此，当SWIFT不顾欧洲政府的反对，决定停止向某些伊朗银行提供服务时，这对伊朗经济是一击重拳。 SWIFT只是构成国际收付服务通道的众多基础设施之一。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在世界范围内促成期货交易并对仓库发放牌照，让金属交易更便捷。卢森堡明讯银行（Clearstream）和欧清（Euroclear）保证了证券的顺利支付和交易跟踪。为方便投资新兴市场，摩根大通创建了新兴市场体债券指数（EMBI），该指数涵盖众多国家的证券。而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是一种基于对银行员工的调查计算出的变化利率，以确保可调整利率能反映市场状况。 最初，这些“基础设施”让贸易更便利，后来成为全球金融运作的核心，如今是美国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SWIFT带来的威胁是美国经济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甚至连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开始担心被制裁。但这样操作的不只SWIFT一家基础设施机构。伦金所暂停了俄罗斯铝业公司（Rusal）的交易，扩大了美国对该公司的制裁。明讯冻结过伊朗和俄罗斯的资产。摩根大通在EMBI指数中剔除了委内瑞拉，限制资本流入该国。 尽管这些金融基础设施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但它们帮助描绘的是美外交政策中范围有限的图景：在这幅图中，华盛顿方面针对特定国家强制推行自己的规范和目标。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改变。前副总统拜登在本次总统竞选期间已承诺，要制定一项“面向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将外交和国内目标结合起来，将腐败作为“不平等的驱动因素”加以打击。这意味着要挑战当前这个世界——当前，全球家庭财富8%隐藏在了避税天堂。 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应当成为解决这些跨国问题的重要伙伴。要监控和制约司法辖区灰色地带之间的国际资金流动，还有什么比SWIFT或明讯这样的网络更好的呢？非政府组织税收正梁橘正义网络已呼吁SWIFT为全体利益考虑，提供相应数据，以追踪资金流动和逃税，但乔治敦大学教授斯蒂芬•艾奇（Stefan Eich）说SWIFT包含“全球货币和金融监管”中“一个尚未开发的乌托邦式的承诺”；毕竟，所有金融交易都需要经由SWIFT。 然而，过去美国与这些金融基础设施合作中出现的裂痕表明，利用这些私人控制的“卡脖子”节点可不是那么容易。首先，这些基础设施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而帮助美国。美国为了确保它们的合作，在数年中进行了罚款和强制执行。明讯因被指控持有伊朗央行价值28亿美元的证券而被罚款1.52亿美元。SWIFT董事会由全球最大金融基础设施的代表组成，因此它在两个方面面临着执法威胁：针对董事会成员所在银行，以及针对SWIFT基础设施本身。2018年就曾出现这种危险，当时美国对伊朗鹰派人士表明了如果SWIFT不终止对伊朗银行的服务，或将面临SWIFT成员银行被制裁的可能性。今后还需要对它们施加更大压力。 面对法律成本和令人头疼的合规问题，这些基础设施为了降低风险，切断了与伊朗的联系。然而，那些为逃税提供便利的国家同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要紧密得多。无论是采取强制行动说服基础设施，还是向这些国家或银行施压，难度将会加大。在与欧洲主要司法管辖区较量之前，（美国）检察官的神经可能会崩溃，而美国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选择跨大西洋和解，而不是在税收执法方面出现更多摩擦。此外，指望私营部门的利益（引导他们自身行为）也将变得更加困难：与涉及伊朗问题相比，他们涉及避税天堂的金融利益将受到更大的威胁。 此外，美国的成功要挟可能也无法确保这些基础设施持续配合。过去，他们一边满足美国的要求，一边推动其它（与美国）存在竞争的议程。英国银行巨头汇丰银行因冻结一名香港示威者的账户而遭到抨击；汇丰银行和英国渣打银行因支持有争议的《香港国安法》而受到抨击。尽管美国的制裁迫使这些金融服务机构停止向亲内地的香港政府官员提供服务，但这些银行还是提供了。 在一个极端的例子中，这些基础设施使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凌驾于主权政府之上：债券服务基础设施让对冲基金得以把意志强加于阿根廷政府。面对法庭命令，阿根廷政府发现只要它拒绝向对冲基金付款，它就无法通过传统支付基础设施向其他所有债券持有人付款。 私人控制的基础设施和（与美国形成）竞争的议程合作，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反窃国、反逃税目标。目前受益于偷税漏税和全球经济不公平金融架构的国家，无论是提供极低的税率，还是允许非法获取财富者掩盖身份，都会反对美国的这些措施，并试图动摇基础设施提供商。过去，一些国家曾提出抗议，拒绝合作，且（通常客观地）抱怨美国的虚伪。2014年，英国反对针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因为这可能损害英国金融业，同时努力牵头与中国金融业建立关系。尽管如此，在大部分案例中，美国的威胁还是说服了不听话的国家。 一场跨国反逃税、反窃国行动也会遇到新的问题。这种行动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它影响私营部门的能力——对于这些实体，一方面试图威胁，另一方面增加其影响力。尽管SWIFT的某位董事会成员或证券交易员对伊朗的政策不甚了解，但只要没涉及自身经济利益，它就会着重考虑继续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公民服务，并保持其低税率。这将促使这些基础设施更愿意与志同道合、决心在当今不公平的全球金融体系中保护自身特权的国家结成联盟。 最后，这些私营基础设施完全可能腐败，所以即使他们合作，他们也不会是靠谱的合作伙伴。LIBOR丑闻突显了这种危险。LIBOR对于全球信贷市场的运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数字。银行根据LIBOR来调整它们向借款人提供的利率。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oard）的数据，基于LIBOR的消费者贷款约为1.3万亿美元，企业贷款和企业债券约为5.2万亿美元。 2007-2012年间多家银行被曝光操纵LIBOR这一重要基准指标 这个数字每天都会随着对银行从业人员的调查进行调整。但由于法律问题，它很快就会被束之高阁。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进行了一项重大调查，发现交易员们在配合操纵这些调查。为了在自己的头寸上赚钱，他们会据此调整自己的对调查问卷的回复。在此过程中，它们决定了世界各地借款人的借贷成本。LIBOR的案例突显了这些基础设施深层的特殊性：尽管这些基础设施显得神秘且具有全球影响力，但通常它们只由几个有能力控盘的玩家组成。在新的外交政策背景下，向私营部门倾斜的动机将更加明显。 华盛顿不应该在如此不牢靠的基础上打击窃国和逃税。它不应依赖于那些（1）需要对其持续要挟（2）与（美国）具有竞争性议程的政府和私人利益集团合作（3）允许腐败的私营基础设施伙伴进行合作。相反，华盛顿应该确保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超国家控制，从而能达成国际 社会 的目标和愿望。 将世界金融的基础设施转变为国际组织将会付出代价。如今，制裁往往能让华盛顿迅速、单方面地得到它想要的，从而避免了多边决策带来的外交麻烦。事实上，让各国政府共同担负起债券服务和收付管道的双重责任，可能会引发更多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口角与僵局。 话虽如此，但这对美国来说还是一个有远见的计划。各国不应将全球经济的关键节点委托给有各自议程的私营部门，尤其是在它们破坏政府目标的情况下。随着全球金融体系权力政治的演变，因为基础设施通过讨好其他国家来两头下注，美国可能会失去其无可匹敌的影响力。因此，国际控制将带来现实政治和道德利益。 只要美国还在掌权，华盛顿就会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个席位上，它将有能力执行一项影响深远、具有创新的外交政策，从而矫正不公平的金融体系。在国际层面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良好掌控，将确保影响议程制定的是公共目标而非私人利益。 (观察者网凯莉译自《国家利益》）

为什么所谓的避税天堂几乎都是小岛

这是我们第712次相遇在老张的后院 首先要成为避税天堂，得有两个先决条件： 1）又小又落后，没资源、没技术，连成为景点的美丽风光都没有，想发展经济很困难； 2）拥有得天独厚的政策“特权”。 X浪，腾X，X度，X狐… 这些土生土长的互联网公司，注册地却是同一个：开曼群岛。 就像微信上所在地写冰岛和安道尔的人，比冰岛和安道尔的实际人口还多； 同样，注册在开曼群岛的跨国公司，也早就超过了开曼群岛的人口数。 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个是为了装X，一个却是为了避税。 拿最出名的开曼群岛举例。 这个位于加勒比海的群岛，是英国直辖殖民地。1963年才从牙买加的管辖中分离出来。面积只有2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6万。 受限于自然和人文环境，开曼群岛发展传统经济根本不可能。 1978年，开曼群岛得到了英国皇家法令，规定永远豁免开曼群岛的缴税义务，政府不征收任何直接税，公司利润、资本收益、个人所得都不用缴税。 而成立公司更简单，只要填写注册信息就行，既不用有办公地点，也不需要有员工真的在这里办公。 并且为了增加在离岸金融中心里的竞争力，开曼群岛也模仿了瑞士银行，设立了严格的保运燃悔密措施，这就等于明显的暗示着这里能带给企业什么。 自此，开曼群岛作为“避税天堂”发展起了金融服务业。 1999年，X浪公司试图在海外上市，但根据1993年国内信息产业部禁止外商接入信息服务和电信增值服务、只能提供技术服务的法规，X浪想要海外上市，根本不可能。 所以，X浪公司把受限业务剥离；再把其余部分重组，在开曼群岛成立了一家新的控股公司，作为上市主体。 如此一来，X浪就同时满足了中国和美国两地的法律，形成了“注册在开曼，运营在中国、上市在美国”的模式，并且在2000年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 此后各大公司纷纷效仿，敲钟纳斯达克。 时至今日，开曼群岛已经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13万家公司，12万与之相关的人员，包括700多家银行、800多家保险公司和近万家对冲基金机构。 6万实际常驻人口，人均GDP85477美元，将近60万人民币，远超发达国家最低标准。 这一切，都共存在这3块小岛上。 其实著名的开曼群岛还有很多兄弟姐妹。 维京群岛、百慕大群岛、瑙鲁、塞舌尔… 当然还有被称为“欧洲硅谷”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这里聚集了苹果、Facebook、Twitter、ebay、亚马逊、微软、谷歌一众互联网巨头。 苹果公司为了规避美国的税负，在爱尔兰设立了子公司，把所有的知识产权转移到了爱尔兰。此事件在2017年被揭露的时候，高达2520亿美元的离岸现金让苹果公司在欧盟委员会的诉讼上也栽了一个大跟头。 过去十多年里，靠着高举低税率大旗，爱尔兰吸引了很多这样的跨国公司，扩大本地企业规模和就业，并且凭借巨头资本流入，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而作为老大哥的开曼群岛更是夸张，注册避险基金规模达到2.3兆美元，加密基金累计资产管理规模达到200亿旁正美元。 因为超高的安全性和低廉的成本，这些地区才成为了全世界企业的“避税天堂”。每年，各国的跨国公司通过这些“避税天堂”，让各国政府少收的税收至少有5000~6000亿美元。 没概念？这笔钱比瑞典、波兰、比利时这些国家的GDP还要高。 2021年7月初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发布了公告，宣布与会各方同意推进全球税制改革，国际税收框架达成 历史 性协议，正式形成双支柱方案，并且已经得到了132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的支持。 所段友谓双支柱， 第一，是把大型跨国企业的部分征税权从企业的注册地重新分配回企业的经营地和盈利地； 第二，设立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彻底结束现在各个“避税天堂”的无底线内卷。 目前的基础标准是15%，但是对G7国家来说，15%的最低税率依旧远远低于各国的平均水平。 根据税收基金的数据，2020年G7国家的税率都远高于15%。 然而，短时间内，这些“避税天堂”的红利仍将存在，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世界大量国家的困扰。